地驳斥了司马光错误的保守观点,并表示了自己革新政治的坚定立场与决心。文章写得言简意赅,谨严锐利,表现了王安石一向雄健、慎密的论说文风格。
全文分为三部分,首先交代写信的原因,言语委婉有致;接着进行合情合理的辩驳,有理有据,层层深入;最后表明态度,不失赠答之礼。对司马光加给作者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五个罪名逐一作了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
第一部分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作者因与司马光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首先交代两点:一是在私交上,自己与司马光是“游处相好之日久”的朋友,司马光对待自己也是“视遇厚”,他们相识、相交多年,互相敬慕,彼此尊重,私人之间不存在矛盾、恩怨。二是在政治主张上,自己与司马光却有着原则性分歧,即“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这种政见的不合是不可调和的,不是几封信就能解决的。所以作者说:“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
第二部分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本文中间一段,针对司马光来信所提主要论点加以驳复,是信的主体部分。作者每下一语,都能说得对方哑口无言。文章笔锋犀利,语势劲健,作者决不引咎自责,表现出对实行新法抱着极大的信心。作者首先提出辩论要明确一个前提,即:“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先把名义和实际关系弄明确,是非自然清楚。司马光在信中指责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项。于是,作者连用了四个“不为”的排比句式,摆事实、讲道理,将这几个罪名一一逐条申辩,说:“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作者理直气壮,斩钉截铁地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一一正名,使得司马光所加的每一个罪名都不符合实际,不能成立。
第三部分,作者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想让我从此不要做这些事儿,墨守前人的所作所为,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最后一部分是书信常规的结束语。
王安石这封信,有力地驳斥了司马光对新法的歪曲和诽谤,揭露了顽固派的腐朽本质和守旧面目,表现了王安石把变法运动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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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固由傲兀性成,究亦理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古文辞类纂》卷三十)答曾子固书
某启:久以疾病不为问①,岂胜②向往!前书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故语及之。连得书,疑某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佛经乱俗③。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也。
然世之不见全经④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⑤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⑥、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⑦,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⑧故也。杨雄⑨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而墨、晏、邹、庄、申、韩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11}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视吾所知,为尚可以异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
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12},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为如何?苦寒,比日侍奉万福{13}。自爱。
【注】
①不为问:没有写信问候。②岂胜:怎么能够禁受住。此处是夸张的说法。③乱俗:迷惑世人,败乱风俗。④全经:指经典的全貌。⑤百家诸子:指先秦至汉初各种学术流派的著述。⑥《难经》《素问》《本草》:都是古代的医药书。⑦女工:当时指从事手工劳动的妇女。⑧不足以尽圣人:不足以全面准确了解圣人的思想。⑨扬雄:字子云,西汉儒家学者。⑩墨、晏、邹、庄、申、韩:墨,指墨翟,战国鲁人,墨家创始人,著有《墨子》。晏:指晏子,春秋时齐国大夫。后人搜集他的言行,编有《晏子春秋》。邹,指邹衍,战国齐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著有《邹子》。庄,指庄周,战国宋人,道家的代表人物,著有《庄子》。申,申不害,战国郑人,早期法家代表人物,著有《申子》。韩,指韩非子,战国韩人,法家代表人物,著有《韩非子》。{11}异学:异端之学,指儒家以外的其他学说。{12}以言相尚:以言语相互推崇、吹捧。{13}比日侍奉万福:当时写信给有父母的人的客套话,意思是祝您的父母近日健康。
曾子固,即曾巩。他与王安石从年轻时开始交往,两人交谊甚厚,彼此书信来往很多。中年以后,由于两人对推行新法观点不同,思想出现分歧。曾巩的政治思想相对比较保守,对王安石的新法有所非议。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就读经方法的问题,反驳了曾子固对自己的指责,谈了自己的治学态度与方法。
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首先,作者提出自己“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的治学之道。
然后,王安石从理论上对这样做的必要性作了论证。后世之人,与先王所处时代不同,不广泛阅读,不全面调查研究,就不能全面了解圣人之旨。又举例证明,即使是“不好非圣人之书”的古代大儒扬雄,对于诸子百家著作也是无所不读的。作者对此进一步分析说,读书要首先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其他学说有所取舍,这样异端学说就难以扰乱自己的思想体系。此段的巧妙之处是,表面看是作者在自说自话,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其实含有间接反驳曾子固批评的意思。既然仅仅读经不足以知经,既然只要能够以儒为本,读书时有所取舍,自己就不会为异学所乱,那么,读佛经也没有什么害处。行文至此,曾子固“佛经乱俗”的批评不攻自破。
到了第三段,作者才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进一步为自己辩论说,“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没功名利欲之中,没有用儒家的思想加强自身修养。所以,曾子固提出的“佛经乱俗”之语也是站不住脚的。不过,作者在反驳过程中的用语把握十分准确,既态度明确,批评了曾子固对自己的误解,又用猜测的语气,委婉批评了曾子固只读经的做法,很有分寸。
相对于给司马光的回信,本文虽然篇幅短小,但却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从局部来看,第二段论述自己治学之道,既摆事实又讲道理,层层深入,把道理说得很透彻。从全篇来看,作者在论述自己治学方法的同时,自然驳倒了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上独尊儒术死读儒家经典思潮和只凭主观臆想不注重调查研究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回击,而他所倡导的注重调查、全面学习的方法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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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闿(kǎi凯)生:“荆公崛起宋代,力追韩轨,其倔强之气,峭折之势,朴奥之词,均至阃(kǔn困)奥……”(《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答钱公辅①学士书
比蒙以铭文见属②,足下于世为闻人③,力足以得显者铭父母,乃以属于不腆④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辄为之而不辞。不图乃犹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损⑤。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⑥,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耳。
家庙以今法准之,恐足下未得立⑦也。足下虽多闻,要与识者讲之。如得甲科⑧为通判,通判之署⑨,有池台竹林之胜,此何足以为太夫人之荣,而必欲书之乎?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辞赋,虽市井小人⑩,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士以为太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悲欢荣辱于其心也。太夫人能异于闾巷之士,而与天下有识同,此其所以为贤而宜铭者也。至于诸孙,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无七孙者乎?七孙业文{11}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儿童,贤不肖未可知,列之于义何当也?诸不具道{12},计足下当与有识者讲之。南去{13}愈远,君子惟慎爱自重。
【注】
①钱公辅:字君倚,常州武进(今属江苏)人。皇祐元年(1049)进士。仁宗时为太常丞、集贤校理,曾通判越州。其时(至和二年,1055)带有集贤院学士衔。②蒙:敬词,承蒙。属:同“嘱”,委托。③闻人:有名望的人。④腆(tiǎn舔):美好。⑤增损:增加或者减少,此指修改。⑥见还:将原文退回来。⑦立:建立,指家庙,即宗族祠堂。⑧甲科:科举考试的第一等。⑨通判:官名。在州府设置,地位略次于知府、知州,与地方长官共同处理政务,而且还有监察官吏的实权。署:官署,官员办公的地方。⑩市井小人:普通老百姓。市井,街市,旧时交易的地方。{11}业文:以文为业,都是学习写文章的人。{12}诸不具道:种种不一一细说。{13}南去:指钱公辅到越州(今浙江绍兴)任通判,地在北宋首都汴京之南,而作者写此文时在京任群牧判官。
这是一篇书信体的作品,作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王安石当时在朝中任群牧判官。古代书信体的作品,有不少名篇,风格多样,这一篇是长于说理的佳作。
之前,朝中同僚钱公辅请王安石为他去世的母亲永安县太君蒋氏作墓志铭,王安石答应了。但墓志铭写好给钱公辅后,却收到钱的一封来信,认为“未副所欲”,即不符合钱家的要求,希望“有所增损”,对内容进行适当修改。这很出乎王安石的意外。他不愿意改动,要求将自己起草的墓志铭退回。为此,还特地写了这封信予以正面答复,就是本文的《答钱公辅学士书》。
文章第一段用以介绍具体的情况,说明复信的原因。对方希望能够有所修改,但是自己坚持自己的原则,认为“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对方看不上,那么只有请对方将原文送回,另请高明撰写。在这里,作者的态度是认真而严肃的,无可动摇也不可调和的。
接下来的第二段中继续申说“不可改”的几条理由。第一,“家庙以今法准之,恐足下未得立也”。意思是说,像太常丞、集贤校理这样的小官是不能立家庙的,只能是“祭如寝”。所以,即使以蒋氏丈夫钱冶而论,也才是“赠兵部员外郎”的职务,同样不符合立庙的标准。故而,均不能写进墓志铭里去。
第二,钱公辅有五个儿子,但还有公谅、公谨(官郑州新郑尉)、公仪、公佐四人的官衔均不值得写进去,七个孙子尚还年幼,“贤不肖未可知”,也不宜列名。如果长大了,“业文有可道”,当然可以增加。至于“通判之署”,有“池台竹林之胜”,风景虽美,也不值得写进先人墓志铭中来夸耀。这明确表明了作者的基本观点是重道轻俗,认为钱公辅口口声声要增加的东西都是俗不可耐的。
后文里的“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就是间接讽刺说一个人官有多大,庙有多富丽堂皇,官署有多美丽,都是次要的,如果斤斤于此,足以说明为人之俗,视野之窄。
第三,作者在墓志铭中强调的恰恰是钱母蒋氏的高贵品德(即儒道),“自其嫁至于老,中馈之事亲之惟谨(亲自下厨房),自其老至于没(去世),纫缝之劳(亲手操持缝补之事)犹不废”。描绘了一位一生孝顺、勤劳、吃苦、公正、谨慎的古代妻子,处处体现出她的奉献精神。这是应该铭记却被钱公辅而忽略的,也是作者认为不应该的地方。
这封信虽然没有表达什么高远的志向,但是凸显了一个最起码的道理,就是利用先人的功名来追求名利是十分低俗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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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顺之:“语甚切直,可以裁谀墓者。”(《文编》卷四十八)芝阁记
祥符①时,封泰山②以文天下之平③,四方以芝④来告者万数。其大吏,则天子赐书以宠嘉⑤之,小吏若民,辄锡⑥金帛。方是时,希世⑦有力之大臣,穷搜而远采,山农野老,攀缘狙杙⑧,以上至不测之高,下至涧溪壑谷,分崩裂绝,幽穷隐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于九州、四海之间,盖几于尽矣。
至今上即位,谦让不德⑨。自大臣不敢言封禅,诏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纳。于是神奇之产,销藏委翳⑩于蒿藜榛莽{11}之间,而山农野老不复知其为瑞也。则知因一时之好恶,而能成天下之风俗,况于行先王之治哉?
太丘{12}陈君,学文而好奇。芝生于庭,能识其为芝,惜其可献而莫售{13}也,故阁于其居之东偏,掇{14}取而藏之。盖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贵于天子,或贵于士,或辱{15}于凡民,夫岂不以时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贵贱,而卒所以贵贱者,何以异哉?此予之所以叹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记。
【注】
①祥符:全称为“大中祥符”,为北宋真宗赵恒年号。②封泰山:是指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在泰山下的梁父山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封:封禅,指历代帝王封泰山的祭天地的典礼。③文天下之平:保佑天下太平。文,文饰,粉饰。平,平安。④芝:灵芝草,一种菌类植物,旧时称为祥瑞。⑤宠嘉:恩宠嘉奖。⑥锡:同“赐”,赐予。⑦希世:迎合世俗。⑧狙(jū居)杙(yì亦):像猿猴一样攀援。杙,小木桩。⑨不德:不认为自己有德。⑩委翳(yì亦):丢弃和遮蔽。{11}蒿藜榛(zhēn真)莽:泛指深山老林、草木丛生之处。榛,一种落叶乔木。{12}太丘:古县名,一作泰丘、敬丘,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北。{13}莫售:无法实现。售,达成某种希望。{14}掇(duō多)取:拾取,摘取。{15}辱:忽视,轻视。
这篇杂记写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当时作者33岁,正担任舒州殿中丞通判。芝阁,顾名思义应是收藏灵芝的楼阁。本文是作者为文中好奇之士陈君筑阁藏灵芝而写的碑记。陈是作者的友人,一个好文而爱奇的人。他偶然在自己的庭院里发现了一棵灵芝草,当然非常高兴,就特意在住宅偏东处建了一座楼阁,并将灵芝摘来收藏在楼阁上面,将它命名为芝阁,特意请作者写一篇记。
作者首先回顾往事,揭露和批评宋真宗祥符年间,朝野以灵芝为祥瑞,一时上上下下穷搜远采,致使九州四海之间,灵芝“盖几于尽矣”。接着,表扬“今上(宋仁宗赵祯)即位,谦让不德”,故而大臣们不敢言封禅、告祥瑞,因此才能求得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即使是山农野老,都不识灵芝为何物,更加用不着攀岩入谷,四处寻求。作者感叹当时民风淳朴,也暗含了对君王不因为自己一时的好恶,让老百姓疲于奔命的需求。因为一旦连天下的风俗也改变了,百姓将难以安居乐业,就更不用说推行“先王之治”了。
然后,作者正面点出陈君因庭院发现灵芝而建芝阁的事,指出这件事情是因为好奇,而不是将灵芝作为祥瑞上献报功,然后有所感慨,“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贵贱,而卒所以贵贱者,何以异哉?”也就是天下有道之士虽然坚守自己的操守,并不希望因“贵贱”而被驱使,但最终的遭际,却往往有天壤之别,与这灵芝又有什么区别呢!
本文重在议论,议论又以今昔对比之法,由大及小,从抽象到具体,写得简练从容。作者巧妙借灵芝之题,表达自己的感慨:士人如灵芝,进退荣辱皆取决于时运,侧面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郁结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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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峭而折,用意多在题外。”(《唐宋八大家古文读本》)游褒禅山记
褒禅山①亦谓之华山。唐浮图②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馀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④,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⑤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⑥,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⑦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⑧,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⑨而无不在⑩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11}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12},而无物以相之{13},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予于仆碑,又有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14},长乐王回深父,予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注】
①褒禅山:在今安徽含山县北十五里。旧名华山,有起云峰、龙洞等名胜。②“唐浮图”句:唐代僧人慧褒开始在此筑舍居住。浮图,这里指僧人。③褒之庐冢:这里是慧褒生前居住和死后安葬的地方。④漫灭:模糊不清。⑤音谬:发音错误。⑥窈然:幽深的样子。⑦怠:懈怠,怠惰。⑧则或咎其欲出者:就有人责怪那个提出要出洞的人。⑨求思之深:探求思考的深广。⑩无不在:指世间事物无不在其思考观察的范围之内。{11}随以止:随人而中止。{12}幽暗昏惑:幽深昏暗而令人迷惑。{13}无物以相之:没有外物来帮助自己。相,佐助,扶持。{14}庐陵:今江西吉安。萧君圭君玉:萧君圭,字君。
这一篇游记写于至和元年(1054)七月,当时作者年34岁,正在通判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县)。这篇游记因事见理,夹叙夹议,其中阐述的诸多思想,不仅在当时社会难能可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文采斐然,字字珠玑,诸如“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更成为世人常用的名言。
文章前两段记游山所见的景物和经过,是记叙部分。文章紧扣题目,以“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起头,点明作者所游的地方是“褒禅山”,以及这座山的另一个名称“华山”。然后略述前洞和后洞的概况,突出前洞与后洞迥然不同的环境特征,以及游前洞之易与游后洞之难,揭示一般游人就易避难的心理,为后文“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伏笔。
然后详记游后洞的经过。“余与四人拥火以入”,点明了与人同游,这才有入洞以后诸人的不同反应。写经过时,对所见景象,只异常简括地记下“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用连锁句式说明入“深”、进“难”、见“奇”的递进式因果关系,为后文借景喻理提供依据。最后随着入洞之深而“其见愈奇”,下文本应叙写乘兴而入,寻幽访胜,领略“奇”景。不料,兴至高处,却中途退了出来,游洞至此结束。遗憾之情虽未显露,却为后文议论做好了铺垫。
此外,作者又补叙了两点。一是“盖予所至……则其至又加少矣”,一是“方是时……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这两点补叙为下文借事喻理提供了依据。写出洞后的心情,突出一个“悔”字。因为当时“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却“与之俱出”“不得极夫游之乐”,由此而“悔”,并因“悔”而引出下文。
后两段写游山的心得,这是文章的议论部分。作者先借托古人,说古人游览观赏“往往有得”,是因为他们“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以此表明作者在下面所要说的观察所得不是随意的,而是以古人的“求思”精神为依据和标准,经过深思而悟出来的。
作者以景喻物,用“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比喻某种最高成就的境界。但这种境界“人之所罕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但怎样才能达到呢?
作者提出了三个“不能至”:“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三个“不能至”表达了三层意思,提出了达到目的的三个必要条件:“志”“物”“力”。
最后,以“此予之所得也”,收束这一段议论,归结到作者思想上的收获,回应“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这段议论以古人“有得”始,以自己“所得”终,前后呼应。最后一小段,点出同游四人的姓名,与第二段“余与四人拥火以人”句相呼应。最后系年署名,此法从柳宗元游记中来。
本文的记游部分,除为说理之外,没有多余的文字;议论部分,说理充分而有节制,没有无用的笔墨。文末,借仆碑抒发感慨,提出“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的观点,这是从具体到抽象,概括出研究事物必须去伪存真的道理。具有平实而深刻、言简而意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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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有学者评论本文说:“行文严谨,用墨极为简省,语言精要得当,以致文字一字也难以增删改换。”
灵谷诗序
吾州之东南,有灵谷①者,江南之名山也。龙蛇之神,虎豹、翚翟②之文章,楩柟③、豫章、竹箭之材④,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⑤之穴,与夫仙人、释子⑥、恢谲之观,咸付托焉。至其淑灵和清之气⑦,盘礴委积于天地之间⑧,万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属之于人,而处士⑨君实生其址。
君姓吴氏,家于山址,豪杰之望⑩,临吾一州者,盖五六世,而后处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11};其能,以文学知名于时。惜乎其老矣,不得与夫虎豹、翚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为用于天下。顾藏其神奇,而与龙蛇杂此土以处也。
然君浩然有以自养,遨游于山川之间,啸歌讴吟,以寓其所好,而终身乐之不厌,而有诗数百篇,传诵于闾里{12}。他日,出其《灵谷》三十二篇以属其甥曰:“为我读而序之。”唯君之所得,盖有伏而不见{13}者,岂特尽于此诗而已?虽然,观其鑱刻{14}万物,而接之以藻缋{15},非夫诗人之巧者,亦孰能至于此!
【注】
①灵谷:即灵谷山,道教名山。在江西临川去郡邑三十里。②翚翟(huīdí灰迪):翚,有五彩羽毛的雉鸡。翟,长尾山鸡。③楩柟(piánnán骈南):楩,树名,即黄楩木。柟,树名,即楠木。两者都是南方生的优质树种。④豫章:树名,即樟木。竹箭:泛指竹子。⑤魑魅(chīmèi吃妹):古代传说中的山泽精怪。⑥释子:对出家僧人的统称。⑦淑灵:美好灵秀。和清:温和清朗。⑧盘礴:同“磅礴”,广大无边。委积:积聚。⑨处士:古代称那些有才德而不仕的人为处士。⑩望:望门,门族。{11}孝悌忠信:儒家的道德标准,即孝敬父母、顺从兄长、忠于君主、为人守信。{12}间(lǚ吕)里:乡里。{13}伏而不见:隐藏而未显露。{14}鑱(chán缠)刻:绘绣刻画。{15}藻缋(huì绘):用优美华丽的语言藻饰。
本文是王安石为其舅父吴氏的诗集所作的序。吴氏住在抚州东南的金溪,地处灵谷山麓,他的诗集即以灵谷命名。文章首段以吴君所处的环境“灵谷”为切人点,首先采取铺排的方法,历数山中的物产,极言灵谷空灵优美,物产丰饶。这些铺叙有力地突显了灵谷山的灵气。接下来,作者顺势指出这种灵气凝聚在了万物之灵“人”的身上,并用“而处士君实生其址”一句来引出人物。
为诗集写序却不从诗集入手,而先从作者所处的环境入手,并肆意渲染烘托灵谷优美奇幻的自然环境和丰饶名贵的物产,这看起来似乎有点离题,其实不然。诗集作者处于如此自然环境之中,日日受其洗涤陶冶,自然产生淑灵和清之气,进而会融入到诗歌创作中。所以,环境和人与诗是深有关联的,作者文中对环境的种种铺叙实际都是为写人物、评价诗歌埋下伏笔。
第二段叙述吴君的身世。先言吴君“孝悌忠信”,生于豪杰之门,再说以文学知名于时,叙述现实中吴君不能“为用于天下”的困顿。作者拿吴君与前段灵谷山物产相比,一方面称赞了吴君和灵谷山中的名贵物产一样,富有才华;另一方面表达对其不能出而为天下所用、命运反不如物的惋惜之情。
构思独特新颖是本文的最大特色。作者选取“灵谷”作为切入点,从环境说开去,再及其间的人物,进而论述吴君的诗,深入地剖析了自然、人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构思很独特,也颇有创见。直至文末,文章才转入正题,转入对吴君诗的评价。作者先描述了吴君“浩然有以自养”“遨游于山川之间”“啸歌讴吟”的诗意生活,最后才落到吴君的诗作上,称颂其诗之妙,并交代叙述了诗集作者与自己的关系及自己作序的原因。
本文的一大特色是,行文曲折,笔墨灵动,兴致淋漓,充分体现出作者为文多顿挫转折、峭拔壮观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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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琮在《山晓阁选宋大家王临川全集》卷一云:“序处士诗却不说诗。先从灵谷蕴蓄之奇,说到人上,既出处士后,亦不说处士之诗,且言其行能而惜其老,以与前段相应。既出处士能诗,又不实说处士之诗,反说得不尽于诗。而赞美其诗,只于掉尾一句结出,作法绝奇。”
张刑部①诗序
刑部张君诗若干篇,明而不华②,喜讽道而不刻切③,其唐人善诗者之徒欤!
君并杨、刘生,杨、刘④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源,靡靡然⑤穷日力以摹⑥之,粉墨青朱⑦,颠错丛庞⑧,无文章黼黻⑨之序,其属情藉事⑩,不可考据也。方此时,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诗独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
子夏{11}曰:“诗者,志之所之也。”观君之志,然则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岂惟其言而已!
畀{12}予诗而请序者,君之子彦博也。彦博字文叔,为抚州司马,还自扬州识之,日与之接云。庆历三年八月序。
【注】
①张刑部:名保雍,字粹之,历任太常博士、刑部郎中等职。②明而不华:鲜明而不浮华。③讽道:讽谕。刻切:尖刻,刻薄。④杨、刘:指宋初西昆体诗派创始人杨亿、刘筠。⑤靡靡然:顺势而倒的样子。指当时文人跟着西昆体诗风跑。⑥摹:摹写,依样写作,模拟。⑦粉墨青朱:形容西昆体诗歌,辞藻华丽,色彩浮艳。⑧颠错丛庞:指西昆体作品,一味模拟前人诗句,大量堆砌典故,语意轻浅,庞杂无序,拼凑成文。⑨黼黻(fǔfú府扶):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有一定色彩与图形要求。⑩属情藉事:写情叙事,引用典故。{11}子夏:孔子学生,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是由他传授下来的。{12}畀(bì必):付与,托付。
这篇短文写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当时王安石正任淮南判官,治所在扬州。那一年他因公暂回家乡临川,与张刑部之子张彦博相识,并应彦博之请,为张刑部诗集作序。王安石在序中肯定张刑部的诗歌及其“自守不污”的人品。同时,借此序言发表自己的文学主张,批判宋初浸染诗坛的西昆体诗风。
宋初,社会上流行西昆体,效法著名诗人李商隐,其特点是专从形式上模拟李商隐,一味搬用李商隐的诗题、典故、词藻,内容空洞缺乏真情实感。这种诗风同当时那些馆阁学士的身份,和那种升平盛世的宫廷环境,正相适合。朝廷也以此取士,师友互相讲求,直待欧阳修领导北宋诗坛,才一扫西昆体的华艳诗风。年轻的王安石出自欧阳修门下,对于西昆体的华艳,更是深恶痛绝,因此写下这篇《张刑部诗序》。
本文第一部分,着重评价张刑部的诗歌“明而不华,喜讽道而不刻切”,即说张诗形象鲜明,语言明畅,内容充实,不浮华艳丽。赞扬张刑部说:“其唐人善诗者之徒欤!”张君真是唐代擅长写诗者那样的人啊!这一评价运用了暗中讽喻笔法,因为作者这里肯定了张刑部善学唐诗,也为批判西昆体诗人把学唐诗引向形式主义深渊作了伏笔。风格显得含蓄委婉,不直白苛刻。
第二部分是全文的主要部分,作者在此段严辞批判西昆体诗风对当世诗坛的浸染。首先交待张君与西昆体领袖杨亿、刘筠同是北宋初期人,当时正是“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而后五句话,简洁有力地概括了西昆体的特征。西昆体浸染诗坛,学者迷失方向,终日沉溺在这种浮华的诗风中,竭尽全力摹仿,使西昆风气盛行天下。紧接着文章转到张君身上,在西昆体盛行的诗坛上,就已经有像张君这样有文学思想的作者,写作和西昆体完全相反的作品,一扫西昆体的富贵气与浮艳气,而归于质朴无华、不事虚语的真实境界。一句“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诗独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出自作者内心,真挚而不保留地赞扬张诗不被西昆体诗风影响,出污泥而不染,能坚守正确的诗歌创作原则。
自古从一个人的文中可以看出人品,于是作者由张诗联想到张君的为人。因为“诗者,志之所之也”,诗言志,“观君之志”就能看出张君的人品,所作所为也一定是“自守不污”的君子,言行一致的正直诗人。以上第二段,作者从理论上严厉批判了西昆体诗风,表彰了张刑部坚守正确的创作道路,从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这篇文章,写得中心突出,脉络分明,井井有条,表现出王安石散文一向简洁挺拔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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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珙在《古文评注》卷十中曰:“起处衬起一层,结处深推一层,中间写正面处曲折顿宕,极委蛇壮浪之观,不似平冈坦途,一往无佳绪也。”
祭欧阳文忠公①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②,犹不可期,况乎天理③之溟漠④,又安可得而推⑤!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⑥。其积于中者⑦,浩如江河之停蓄⑧;其发于外者⑨,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11},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12}。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13}。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14},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15}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颖水之湄{16}。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17},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18}!
【注】
①欧阳文忠公:指欧阳修,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卒谥“文忠”。②致:达到。③天理:天道。④溟漠:幽晦。⑤推:推测。⑥瑰琦:瑰丽奇伟。⑦积于中者:蓄积于内心者。⑧停蓄:汇聚蓄积。⑨发于外者:指发为文章者。⑩闳辩:宏伟的议论。{11}屯邅(zhūnzhān谆沾):艰难困顿。困踬(zhì质):困窘挫跌。{12}以其公议之是非:因为是非终有公论。{13}寄以社稷之安危: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他。{14}指顾:手指目顾,指点顾盼,形容气度之从容果断。{15}不居:不居功。{16}箕山:相传尧时巢父、许由隐居于此。在今河南登封东南。颍水:源出今登封西南,相传欧阳修死后葬于此。湄:边。{17}游从:指与长辈交往。{18}其谁与归:该追随谁。归,归附,趋向。
在北宋政坛、文坛上,欧阳修是一位地位崇高、影响很大的杰出人物。至和年间,欧阳修上《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称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久更吏事,兼有时才”。可以说,对王安石,欧阳修是有知遇之恩的。尽管后来,欧阳修温和的改革主张与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措施不免产生分歧,但却难以掩盖两人惺惺惜惺惺的欣赏之情。
本文是退休家居的欧阳修66岁病逝时,王安石闻讯后写下的祭文。既有恩情,又有政治上的歧见,这复杂的关系无形中增添了写作祭文的难度。但王安石这篇祭文,却处理得非常成功,大处着眼,高瞻远瞩,既充分表达了对欧阳修文章、品格、功业的由衷景仰,又避开了因晚年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嫌隙,表现了一位卓越政治家的气度。
作为祭文,文章开头却用议论的笔调强调“亦又何悲”,这样并非败笔,而是为了突出欧公杰出的功绩,突出他和作者与众不同的人生境界。作者并非不悲痛,也非无感情,但作者能够超出人之常情。“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这两句盖棺定论的话,高度评价了欧阳修的一生——生前既闻名于当世,死后又有文章政绩流传后世。这个发端,显得起势突兀,转折奇峭,气度恢弘,境界高远,显示了一个大政治家对生死的超凡态度。同时,又引出以下三段对欧阳修文章、气节、功业的热情赞颂。
文章主要从文才、气节、品格几方面赞扬欧阳修,其他的事迹则略而不写。因为欧阳修是北宋的文坛领袖,掀起和领导了宋代的古文运动,尊定了宋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影响了一代文风,王安石更曾亲炙其益,所以文章首先着重地赞扬了欧阳修的文才。欧阳修仕宦四十年,对稳定朝廷政局安定天下有着极大的贡献,但他功成身退,表现出崇高的品格。这些,文章都着意抒写,这样更能突出欧阳修的形象。
作者先赞欧阳修文章。没有直接赞其文章的成就,而是从人与文的关系上落笔,认为这是由于欧阳修“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修养深厚,才能达到“豪健俊伟,怪巧瑰琦”的境界。最后归结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这一段论上。在赞扬过程中,则用了“浩如江河之停蓄”“烂如日星之光辉”两个形象的比喻,前者见其浩瀚深广,后见其光辉灿烂。然意犹未足,又连下两个比喻,赞其文章的清音幽韵,凄清如同飘风急雨骤然而至;雄词宏辩,快捷如同轻车骏马之急速奔驰。前者赞其音韵之美,后者赞其辞锋之利。四个连贯而下的博喻和整齐的排比句式,将欧文的内蕴外美、思想内涵、艺术风貌形容得淋漓尽致。
其次是赞其气节。以深情赞叹起,从大处落笔。概括地指出在欧阳修四十年的仕宦生涯中,升降迁徙,深感世路崎岖,命运多艰,然尽管遭遇多次窜斥流离,却始终不能掩其正气,原因在于是非自有公议,故“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最后,用“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对其一生的气节作出总结。从中可见其与宰相吕夷简及高若讷等人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品格。
再赞其功业。欧阳修一生政绩,可书者多。这里特意选取他在仁宗晚年与韩琦一起“协定大议”,立赵曙为太子之事为典型事例,赞美其“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的政治家气度与“功名成就,不居而去”的高尚品格。在谈到欧阳修的功劳时,说:“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在说到对欧阳修逝世的哀痛之情及对欧阳修的瞻慕时,说:“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土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再抒“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的怅惘。含义深远,深情无限。
全篇感情真挚深沉,气势充沛,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作者既不因欧阳修对自己的恩遇而加以谀颂,更不因其晚年和自己政见上有分歧而影响到对其一生的评价。或叙述,或议论,或问语,或悲呼,或感叹,完全依据于感情抒发的需要。感情显得极真挚。全篇基本用散文句式,而在赞扬欧阳修文才一节也用排偶的句子,所谓“一气洒脱,短长高下皆宜。祭文入圣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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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文公文钞》卷十二中说:“须看他顿挫纡徐,往往叙事中伏议论,风神萧飒处。”
答段缝①书
段君足下②:某③在京师时,尝为足下道曾巩善属文,未尝及其为人也。还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书以所闻诋巩行无纤完④,其居家,亲友惴畏⑤焉,怪某无文字规⑥巩,见谓有党⑦。果哉,足下之言也!
巩固不然⑧。巩文学论议⑨,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其心勇于适道⑩,殆不可以刑祸利禄动也。父在困厄{11}中,左右就养{12}无亏行{13},家事铢发{14}以上皆亲之。父亦爱之甚,尝曰:“吾宗敝,所赖者此儿耳。”此某之所见也。若足下所闻,非某之所见也。巩在京师,避兄而舍{15},此虽某亦罪之也,宜足下之深攻之也。于罪之中有足矜者,顾不可以书传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诛焉,则谁不可诛耶?巩之迹固然耶?然巩为人弟,于此不得无过。但在京师时,未深接{16}之,还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尝以此规之也。巩果于从事,少许可{17},时时出于中道,此则还江南时尝规之矣。巩闻之,辄矍然{18}。巩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怀友书》两通,一自藏,一纳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19},以免于悔者略见矣。尝谓友朋过差,未可以绝,固且规之。规之从则已{20},固且为文字自著见然后已邪?则未尝也。凡巩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过,亦如前之云而已,岂不得为贤者哉?
天下愚者众而贤者希,愚者固忌贤者,贤者又自守,不与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挟忌怨之心,则无之焉而不谤,君子之过于听者,又传而广之,故贤者常多谤,其困于下者尤甚,势不足以动俗{21},名实未加于民,愚者易以谤,谤易以传也。凡道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过于听者也。家兄未尝亲巩也,顾亦过于听耳。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过于听者之言,县断{22}贤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孟子曰:“国人皆曰可杀,未可也,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匡章,通国以为不孝,孟子独礼貌之以为孝。孔、孟所以孔、孟者,为其善自守,不惑{23}于众人也。如惑于众人,亦众人耳,乌在其为孔、孟也。足下姑{24}自重,毋轻议巩{25}!
【注】
①段缝:字约之,官至朝散大夫。②足下:古代的敬称,一般用在上下级之间,也有同辈相称的,表示客气。③某:自称。古人书信常见的对个人姓名的一种省写。④无纤完:连小节都不放过。⑤惴畏:恐惧害怕。⑥规:规劝,劝告。⑦有党:结为一伙。此处的意为过分偏爱。⑧固不然:本来就不是你说的那样子。固,本来,原本。⑨论议:这里指口才。⑩勇于适道:敢于追求真理。{11}困厄:衰老生病。{12}左右就养:侍奉在父亲左右。{13}亏行:没有亏待的地方。{14}铢发:指极小事。铢,古代计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发,头发丝。{15}避兄而舍:这句话说有意避开兄长,另外居住。指两兄弟不住一起。{16}深接:密切交往。接,接触。{17}少许可:很少肯定人、称赞人。{18}矍(jué决)然:目不正的样子,这里指眼神四顾有些慌张。{19}皇皇:同“惶惶”,心神不安的样子。切劘(mó磨):切磋。劘,磨砺。这里指在道德学问上互相鼓励、商讨。{20}从则已:听从后就罢了。{21}动俗:改变习俗。{22}县(xuán玄)断:凭空断定。县,同“悬”,凭空设想。断,判断,断定。{23}不惑:不受众人迷惑,说明孔、孟的判断力高,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24}姑:姑且,暂且。这里是礼貌和客气话。{25}毋轻议:不要轻率议论。毋,不要。
本文的写作时间,大致是皇祐(1051)三年,其时作者31岁,在舒州(安徽潜山县)通判任上。文章是为了反驳段缝来信对挚友曾巩的攻击和诽谤而作的,是一篇有名的驳论。
曾巩与作者是老同乡,两人从小本无交往,后来在京都相识定交。彼此互相欣赏学问、才干、道德和为人。庆历四年(1044),曾巩上书给中书舍人、文坛领袖欧阳修,积极推荐王安石。可以说二人是志同道合,情同莫逆。
全文共分三个自然段。第一段叙事,言及三件事,把为何写答书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第一件在京都时,两人在私下里曾谈及曾巩,作者赞扬曾巩文章写得好,足见作者与段缝是相识的。第二件,作者回江南探亲时,曾亲去曾巩的家乡拜访,两人逐渐熟悉,互相倾慕,成为友人。于是,作者写了文章,约略介绍曾巩的德行,暗示了作者关于曾巩的文章段缝是读到了的。第三件事,段缝给作者写信,将自己所听到的关于曾巩德行的坏话转告作者,而且进行了诋毁。其中特别说到曾巩在家居的时候,亲友害怕他的情况,责备作者没有用书信规劝曾巩,指责他们变成了同伙,存在偏爱,不公正。
第二段进一步申说曾巩的为文和为人,重点是为人。这是本文的重点。在为文方面,作者认为在他接触的人中,曾巩最善于属文,周围“不见可敌”,这评价是很高的。在为人方面,作者首先强调“其心勇于适道”,不为刑祸利禄所动,是一位捍卫儒道的勇士。作者引用曾巩父亲的话,说明曾巩是一个孝子,足以驳斥段“亲友惴畏”的谰言。作者尽管为曾巩辩护,但是言辞委婉,承认“未尝以此规之”,做得不够,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段末作者归结说曾巩还是“贤者”,也就是君子。
第三段有鉴于社会上贤者稀愚者众的现实,总结这种诽谤产生的原因:一是妒忌;二是贤者自守,没有及时与愚者交流;三是怨恨。因此越传越离谱,越传越邪乎,尤其是下层被传言围困的人更加如此,无法改变“流俗”的偏见,不能正面树立贤者的形象。结尾,作者劝告段缝,重温孔孟之言,要善于自守,不要惑于流俗道听途说之言,姑且自重,不要轻议贤者曾巩。
这篇文章论证有力,结构谨慎。文中自我辩驳很少,多证之圣人言论,以强化自己的观点,增加了权威性和不可辩驳性。尤其最后一段最为突出。其中如孔子的话:“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显示了作者熟识和精通先秦儒学著作,对于贤者与愚者有明确的标准,行文说理辩驳驾轻就熟,引证似乎全不费力。
此外,文中处处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和行文风格。如当说到曾巩在京师“避兄而居”,认为“巩为人弟,于此不能无过”,而且觉得自己回江南时没有当面规劝曾巩也是不对的,这真是一派光明磊落、至诚君子的风范,令人不由得不肃然起敬。可见世人对作者性格和为人的描述是有失公允的。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谦虚的态度在古代应属难能可贵。
这篇答书充满着仗义执言的阳刚之气,表面上显得客气,礼貌周到,但骨子里却是一篇有理有节、饱含激情的辩护状,口气坚定,不容置疑,体现了一位极有主见的政治家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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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王安石传》云:“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
王深父①墓志铭
吾友深父,书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圣人之道为己任,盖非至于命弗止②也。故不为小廉曲谨③以投众人耳目,而取舍、进退、去就,必度④于仁义。世皆称其学问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见谓迂阔⑤,不足趣时合变。嗟乎!是乃所以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则必无以同乎此矣。
尝独以谓天之生夫人也,殆⑥将以寿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后显,以施泽于天下。或者诱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觉⑦后世之民。呜呼!孰以为道不任于天,德不酬于人,而今死矣。甚哉,圣人君子之难知也!以孟轲之圣,而弟子所愿,止于管仲、晏婴,况馀人乎!至于扬雄,尤当世之所贱简⑧,其为门人者,一侯芭⑨而已。芭称雄书以为胜《周易》。《易》不可胜也,芭尚不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无所遇合,至其没久而后世莫不知。若轲、雄者,其没皆过千岁,读其书,知其意者甚少。则后世所谓知者,未必真也。夫此两人以老而终,幸能著书,书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虽能知轲;其于为雄,是几可以无悔;然其志未就,其书未具,而既早死,岂特⑩无所遇于今,又将无所传于后!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盖非余所能知也。
深父讳回,本河南王氏。其后自光州之固始{11}迁福州之侯官,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讳某,某官。祖讳某,某官。考讳某,尚书兵部员外郎。兵部葬颍州之汝阴,故今为汝阴人。深父尝以进士补毫州卫真县{12}县主簿,岁馀自免去。有劝之仕者,辄辞以养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于是朝廷用荐者以为某军节度推官{13},知陈州南顿县事,书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县某乡某里,以曾氏祔{14}。铭曰:呜呼深父!维德之仔肩{15},以迪祖武{16}。厥艰荒遐{17},力必践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18}。神则尚反,归形于土{19}。
【注】
①王深父:即王回,字深甫,与王安石有很深的友谊,王安石曾称赞他为“有道君子”。②非至于命弗止:即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意思。③小廉曲谨:细小隐曲处的廉洁谨慎。④度:保持于一定的界限范围之内。⑤迂阔:即迂腐。⑥殆:大概。⑦觉:启发,使觉悟。⑧贱简:看轻怠慢。⑨侯芭:西汉钜鹿(今河北平乡)人。师从扬雄,扬雄死后,侯芭“为主起坟,丧之三年”。⑩特:仅仅,单单。{11}光州之固始:今河南固始县。福州之侯官:今福建福州。考:古代称已故去的父亲为考。颍州之汝阴:今安徽阜阳。{12}亳州卫真县:今河南鹿邑。{13}推官:节度使的属官。{14}祔(fù付):合葬。{15}维德之仔肩:辅助(我)担当重任,示我显明的德行。语出《诗经?周颂?敬之》:“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16}以迪祖武:继承祖先的业绩。迪,继承。武,足迹。{17}厥艰荒遐:道路艰难僻远。{18}亦莫吾侮:亦没人敢侮慢我。侮,侮慢,轻侮。{19}神则尚反,归形此土:古时铭文常用的结语,意思是,神魂将返回人间,形体归宿于此土之中。
王深父是王安石的好友,去世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本文正是撰于这一年。王安石和王深父交谊深厚,书信来往甚多,对其道德学问赞誉有加。友人的英年早逝,使王安石深感悲痛,撰写了祭文和墓志铭,突显王深父的志向、品行与学问,寄寓作者对其不幸遭遇的深刻同情。
文章第一部分主要叙述王深父的志向与品行。王安石首先以“圣人之道为己任”,达到了“非至于命弗止”的地步,来高度称赞他志向高远。然后以他不愿为“小廉曲谨”以迎合众人耳目,一切行事都遵循“义”的标准,来称赞他禀性刚直,深受世人的赞誉。接下来,文笔一转,说“真知其人者不多”,感慨真正了解他的人很少,它揭示出在王深父盛名之下掩藏的是不为众人理解的落寞,为全篇定下了痛惜、叹惋的基调。“嗟乎!是乃所以为深父也”的感叹,不仅揭示了王深父的性格悲剧,也寄寓了作者的深切同情。
文章第二部分以议论起笔,感慨王深父的不幸遭遇。“而今死矣”,此一句,语短情深,既有对王深父英年早逝,平生德业学问未及撰述,不能传之后世的惋惜,也有对天命不公平的拷问。接下来,作者宕开一笔,举了孟子和扬雄两个的例子,以惋惜圣人君子难以被后人理解由来已久来惋惜王深父。孟子为一代硕儒,其弟子不能真正理解他,反而盲目崇拜管仲与晏婴;扬雄为一代文豪,其唯一弟子侯芭也没有真正理解他。
这些议论和例子看似与本文无涉,却是为下文埋伏笔。随后作者才转入正题,拿王深父与古人作比较:在不被人理解这一点上,王与古人相似;但孟子、扬雄以老而终,尚有著述流传给后人,以便解读,王却英年早逝,生前不被人理解,死后又没有留下著述,则王的命运,比古人更悲惨。这一部分文笔纵横,表意曲折含蓄,在反复比较中,彰显王深父遭遇的不幸,烘托出浓重的悲剧气氛。
第三部分简要概述王深父的身世生平、卒葬以及子女情况。先讲诉他曾任县主簿,但不久就辞归;再述他屡以养母为辞不愿仕进;再述朝廷曾委之以县令,但“书下而深父死矣”;最后叙述他夫人早逝,遗孤尚幼。这一切都在围绕他的不幸遭遇展开叙述,与前文相互呼应。其不幸的人生遭际,进一步突显他高尚品行和耿直禀性。
这篇墓志铭,感情真挚,行文曲折反复,有动人的艺术魅力。结尾以肃穆古朴的四言体式,对坚守道义始终如一的亡友致以崇高的敬意,抒发了对死者的缅怀悼念之情。
后人评论
孙琮在《山晓阁选宋大家王临川全集》卷一云:“世人知深甫,而非真知,朝廷用深甫,而不尽用,此是前后大关键处。中间反复悼惜,只是将孟扬来低徊感慨,不胜凭吊之思,而于深甫已自凄凉欲绝。高情逸致,可与子长《伯夷列传》并读。”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君讳①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②,所谓今泰州海陵县③主簿④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⑤,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
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⑥,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⑦,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⑧,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尝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⑨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⑩,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11}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12},葬真州之杨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瑰,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琦,太庙斋郎;琳,进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令陶舜元。铭曰:有拔而起之{13},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注】
①讳:名讳。旧时称人名字,生曰“名”,死曰“讳”。君亲之名,生时也讳。通用于生者及死者,含有尊敬的意思。②谱其世家:王安石著有《许氏世谱》。谱中记载许平兄弟五人,都在朝为官,许平行五,官职最低。③泰州海陵县:宋淮南东路泰州治海陵县,今江苏境内。④主簿:官名。负责掌管文书,办理事务等。⑤卓荦(1uò洛)不羁:优秀特出,不受拘束。⑥方略之选:选拔长于计谋、策划的人才。⑦范文正公:指范仲淹。郑文肃公:指郑戬。⑧太庙斋郎:掌管帝王祖庙事务小官。⑨龃龉(jǔyǔ举语):本指上下齿不相配合,比喻意见不合,不融洽。此指与世不合。⑩窥时俯仰:窥伺时机,随宜应付,所谓左右周旋,从俗浮沉,与时俯仰。{11}右武:崇尚武力。{12}某甲子:即某天。古代以干支记年、月、日,此处干支甲子记日。{13}有拔而起之:指范仲淹、郑戬等贵人的推荐。
许君,即许平。曾担任泰州海陵县主簿,有一定的才华和学识,并与当时的显贵有交往,但是一生未能得志,最多在县令之下屈居佐僚,郁郁寡欢而终。对于这样一个小官吏,王安石对他的一生进行了翔实的概括,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同情许平怀才不遇的遭遇,可悲可叹;一方面又指出士人应该正确对待自己的困顿处境,发人深思。
文章起手叙述许平生平基本情况,本是平平常常的经历,却写得一波三折,意味深长。“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寥寥数笔,描摹出一位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的许君:少年超群独特的个性,具有敏锐的辩才,且兄弟均以出众的才智谋略为当世大人物所器重。这样年轻有为的少年,未来一定大有可为,前途无量。又遇上“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的好时机,加之范仲淹、郑戬力荐,得以召试,可以试想,朝廷一定会委以重任,使其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然而,结果如何呢?许君只得到太庙斋郎的小官,不久选派到泰州海陵县任主簿,也只是个虚职,才华由此被埋没,令人为之惋叹!紧接着,文章又写出一线转机。“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客观上有权贵人士荐举,可见许君确有才略;主观上“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许君自己并未放弃上进之心,对自己仍有信心,有期望。然而呢?“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许君始终未被朝廷重用,抱憾一生!也难怪作者悲叹说:“噫!其可哀也已。”
王安石的碑志文,布局谋篇,变化多端,跳出一般碑志文的体例,成为后世学习古文的范文。比如文章第二部分叙述许君遭遇,文情若疑若信,若近若远,令人莫测。士人怀才不遇,仕途坎坷,其中有多种因素,情况十分复杂。作者概括出两大类人。一种“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这是出世之人,所谓超出尘俗之外,脱离世间束缚,独来独往,我行我素,清高不凡。而当时,也有很多趋时附势之人,并且这类人还不在少数。“不可胜数”四字,见出作者似说许平,又似不只说许平,而是概括社会现象而已。
文章至此,犹未为快,作者乃又提笔感慨:“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俯仰古今,多少文才武略之士,生在用人之世,却不被重用。所以作者慨叹说:“此又何说哉?”一句诘问收住,含义无穷,耐人深思。
这篇文章不长,但颇受历代文人欣赏。正因此文叙事简洁,议论纵横开阖,用笔有龙腾虎卧之势,而感慨又深挚,所以被传诵至今。
后人评论
吴汝纶:“张廉卿初见曾公,公为引声读此文,抑扬抗坠,声之敛侈,无不中节,使文字精神意态尽出。廉卿言下顿悟,不待讲说而明。自此研讨王文,笔端日益精进。此固见廉卿识解过人,亦见文字高能助学人神智,全在乎精读也。”(《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