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两银子的高价后,和赵王府做了财产分割,原来郡王府变成朱府,成了朱由椿的私产。
原先王府占有的田产和商铺,也都还给了赵王府,等于是净身出户还倒贴了。
不过,在文启东看来,这样也好,丈母娘一家子,即能和亲族们住在一起,又能挺直腰杆不落闲话。
对文启东来说,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算是个事,他不但花钱买下了宅子,又花了近三万两银子,回购了一个有五千多亩地的农庄。
要按文启东的意思,就不要土地了,可挡不住王妃和大舅子对土地的执念,感觉没有土地不踏实。
回购的那一处农庄,文启东去看了,五千亩地绝大部分都是旱地,在现今十年九灾的气候下,想靠这样的土地出产,养活府内剩余的一两百号人,根本不可能。
郡王府成了朱府后,府内的下人也做了精简。
原先那些附属于王府的吏员都离开了,还有一些不看好朱府前景的管事,也脱离了朱府,回到了隔壁的王府。
这样精简下来,昔日的郡王府,除了房屋还保留原样外,府内的人员构成,和普通的富家府邸没什么两样了。
分家时,住宅和田地的手续,是重新经过官府衙门办理的。
在文启东这个‘仙人’注视下,办理这些手续的吏员,在办理手续时,不但上门服务,还全程没有一点拖沓耽搁。
彰德府内的各级衙门主官,对这种近似于儿戏的王府分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两句,一副不闻不见不管的态度。
不但是彰德府衙门,就是京城内,不论是皇宫还是内阁朝堂,也没有一个人再提这件事,对这件事都保持了沉默。
有几名山西官员看凤山观毫发无损,心里不愤,再次向皇帝和内阁上书,可这些奏折递上去后,都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反应。
就连性格暴躁的朱由检,看到脸像猪头一样的高起潜后,除了愤怒的摔了几个茶杯,也没有了下文。
内阁里的那些大臣,更是一看到关于凤山观的奏折,就直接扔到一边,根本不会批示。
能混成三品以上高官的,都不缺人脉和脑子,都是消息灵通之辈。
发生在彰德府的事,可是瞒不过这些官员,对文启东的威胁,这些官员言语上凌然无惧,行为上却生怕刺激到了那妖道。
就是那些山西籍的官员,也是只敢上书告状,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人说要和凤山观不死不休。
解决了丈母娘家的麻烦,文启东回到山阳镇后,立即启动了移民行动。
不把人运走不行了,已经养不起了。
现在,不算山阳镇,光是黄河岸边流民,都超过了五万人,而且人数还在持续增加着。
而崇祯三年的秋收,整个北方地区又是干旱少雨的歉收,到处都缺粮。
想在周边地区收粮,哪怕出比市价多一倍的银子,也无法收购到大批的粮食了。
此时已是崇祯三年的九月,大批的陕北民军,在陕北抢不到粮食后,已经东渡黄河流窜到了山西。
可以说,明末的动乱,根本原因就是缺粮,特别是北方,朝廷就是免除所有税赋,官绅地主不收一粒粮食的地租,还是会有很多人吃不饱饭要造反。
其实这一时期,湖广和江南的税赋,比北方的陕西山西要重多了。
虽说南方农民承担的税赋更重,可就是因为粮食产出高,百姓还有一口吃的,所以在南方,就没有大规模的农民去造反。
文启东发现,怀庆府这个地方,正处于北方几省的中心地带,灾害多不说,还一圈都借不上力,想补给个粮食都困难。
而且这个地方还是兵家必争之地,养不了兵,还得不停地应付各方的敌人,从商周以后,就没有那个势力能在这个地方发展壮大的。
对于山阳镇的定位,文启东想好了,不再扩大发展了,就保持目前的现状,只要有自保之力就行了。
现在的山阳镇,一万多米的外城墙,就是想要自保,最低也得有一万团丁。
于是,文启东在建筑新城的流民中,挑了一万流民出来,留在了山阳镇。
其余的二万多流民,和黄河岸边的几万流民一起,全部迁移到大员岛上去。
并且为了在缺粮前,把这近八万流民送走,文启东从张家口运回来的粮食,没有进山阳镇的仓库,而是直接运到流民大营。
这几万石的粮食,就是几万流民,能走到海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