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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叹着气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

军官恼怒了，叽哩呱啦地不知说了些什么。

可是他怕话，只在母亲身上回荡，并没有让她生气。

玛丽严·考尔松诺娃也是见证人之一。

她站在母亲旁边，但不敢抬眼看她。

每当军官问她话的时候，她总是很慌张地深深行礼，并用同一句话回答：

“我不知道，大人！

我是没文化的女人，做小生意的，笨得很，什么都不知道，……”

“好，闭嘴！”

军官动着唇髭，发号施令。

好怀面行礼，一面把大拇指塞在食指与中指中间——途个轻蔑的动作——偷偷地对他晃一晃，轻轻地对母亲说：

“呐，给你！”

军官叫她搜查符拉索娃的身上时，她把眼睛眨了眨，又睁得圆圆的，朝军官瞟了一眼，吃惊地说：

“大人，这样的事我不会！”

军官把脚一跺，骂了起来。

玛丽亚只好垂下眼睑，低声央求母亲说：

“没法子，解开扣子吧，彼拉盖雅·尼洛夫娜……”

她仔细摸着母亲的上衣，脸涨得通红，小声说：

“唉，真是些混帐东西，你说对不？”

“你说什么？”

军官朝她所在的搜身的角落里望了一眼，凶狠地逼问。

“我说的是女人家的事，大人！”

玛丽亚由于害怕含混不清地回答。

到后来，他命令母亲在记录上签名。

母亲的手尽管捏不惯笔杆，但还是用印刷体写了几个粗大的字：

“工人的寡妇，彼拉盖雅·符拉索娃。”

“你写了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

军官轻蔑地歪着脸喊道。

过了一会儿，又冷笑着说：

“没文化的家伙！

……”

他们走了。

母亲将双手放在胸口，站在窗前，高高抬起下额，久久地，一动不动地，用茫然的眼光望着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