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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帝国疤痕（第1页）

嘉靖十六年，八月底，巡视南京、松江、宁波的张简之与方孝安返回北京城，数日之后，巡视海州、徽州与杭州的杨宝儿与段瑄也回京，并且张简之带回了一个信息，“松江华亭的民缙士绅们怨气沸腾，皆因为南京礼部尚书京景满楼的父亲横居乡里，原因是景满楼的父亲逼死了当地的一个生员，生员之妻去景家讨要说法，却被‘剥.裤.捣.阴’。”

刑部左侍郎此话一出，满堂皆惊，提刑按察司巡按使方孝安补充，“还不止于此，生员范儒的母亲前去讨要公道，亦是被‘毁衣破面’，遭了凌.辱。”

在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及《大诰续编》中，开国皇帝将“士”

与“庶”

做出了明确划分，士子与庶民，他们在政治身份上，贵贱有别。

有明一代，何为缙绅地主，即：通过官僚选拔的现任官员；致仕归乡的官员；虽未出仕，但有生员、监生、举人、进士等功名的人。

从广义上说，纳捐的官也算在其中。

这一批人组成了乡绅集团，而《大明律》中的徭役优免权又赋予了这些乡绅地主特权等级地位。

被逼死的范儒就属于生员，他也是乡绅，但他是下等乡绅，而欺压他的景满楼，则属于上等缙绅，当地方官想插手的时候，则会出现两难的情况，双方都是乡绅，同样具有相应的法律特权。

此谓“以缙绅侮辱缙绅之妻，以生员侮辱生员之母”

，地方官无从下手，待到张简之与方孝安巡到华亭县的时候，案子还没做出决断，圣上便召回他们了。

江南一带，徭役甚重，这中间成因很复杂，一则是因为江苏等地富庶，其中又以苏州尤甚。

二则与朱元璋的宿敌张士诚有关，张士诚的大本营就在苏州，当年朱元璋攻克苏州的时候，明军打得很艰难，他们用大炮轰炸苏州城门，张士诚抵抗顽强，双方死伤无数，张士诚被俘获至南京之后，最后自杀身亡。

朱元璋既然与苏州府的乡绅们有深仇大恨，苏州一府的赋税便特别高，至于宣德五年的时候，苏州一府已经欠税粮达八百万石，这是苏州当地三年应该缴纳的数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州府沉重的徭役与开国皇帝对苏州这个地区的绅士的愤恨有关，朱元璋试图狠狠打击这个地区的乡绅地主们，但在嘉靖帝继位的第一年，他颁布的第一道上谕就是：豁免全国一半的土地税，为期一年。

此外，嘉靖皇帝还取消了所有记录在案的各个州府拖欠的税。

也就是说，在嘉靖元年，嘉靖帝一举豁免了各地的欠税，包括苏州府欠下的近千万石粮食。

今时今日，旧话重提，户部尚书梁材再次将徭役征税问题摆上台面，他说：“田赋定于版籍，而欺隐飞诡诸弊在今日尤甚。

官绅大户例不纳粮，中户、小户不堪赔累，相率具逃，此行害及民生，大亏国计。”

刑部侍郎参奏江南乡绅们目无法纪，户部尚书提出江南徭役拖欠，南直隶下辖江南诸府及江北安庆府，其中就包括松江府与苏州府。

而被弹劾人南京礼部尚书景满楼的老家华亭，则隶属松江府管辖。

另，辖整个‘南直隶’的应天巡抚也驻苏州，此刻刑部与户部的奏本却都不约而同地将炮口对准了南直隶。

关于江南徭役拖欠的问题朝中众臣意见不一，继江南徭役问题之后，京师又现饿殍，有臣子说这是因为嘉靖六年的铸钱拙劣，市场上铜钱短缺，导致最近这十年之内物价上涨，京师里头才多了许多饿死的人口。

而另一些饱学之士却提出反驳，他们认为此乃不是嘉靖帝一人之过错，原因是洪武、永乐、宣德三朝都曾经铸钱，而在洪武一朝铸钱最多，仅在洪武五年，铸22240文铜钱，至洪武七年，洪武帝又下令铸19985万文铜钱，三年之内，铸铜钱数价值接近20万两白银。

接着在宣德朝之后的将近70年里，明代诸位皇帝不再铸钱，而嘉靖帝是致力于推广和维持铜钱制度的君主。

如今京师里出现饿殍，其中因果关系复杂，并不是嘉靖皇帝一人之所为造成的。

这个问题争来争去没个定论，朝廷在议事之时，总有几方结论。

与此同时，崔家的香料铺子准备开张，霍韬在中秋节之后就送来了香料，并且拒不要钱。

崔蓬觉得他虚伪得很，为何不要钱，霍韬本就是个做生意成精的人物，远的不说，他常年和商人们混迹一处，怎么会不知钱财法度，有来有往。

大明朝的徽商集团是以茶叶贸易起家的，而晋商则是以盐商为始起家的，崔蓬不知道霍家是以甚么发家的，若说是受了皇帝照料，但真论起来，恐怕大明国库里的钱都没有霍韬自己口袋里的多。

“最近门口多了许多要饭的。”

冬生从外头回来，夏生听了，拿了桌上几个馒头和稀饭出去了，冬生道：“你管的完吗，救了一个，还有一堆。”

冬生与夏生的性格在此处出现反差，夏生心软，冬生则更为冷硬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