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轼（二）

    凌虚台记

    国①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②；而都邑之丽③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④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⑤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⑥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⑦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⑧，狐虺⑨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邪？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⑩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11}，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12}。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13}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14}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注】

    ①国：本来指州或者府，此处作动词用，意思是建立都城。②终南：山名，亦名南山，在西安市南。③丽：附着，靠近。④杖履：持杖着履外出游玩。⑤髻：古时男女都留发，把头发绾在头顶上，叫做髻。⑥奋迅：本来是形容鸟飞或者兽跑迅疾的气势，此处指山形突然隆起。⑦从事：汉以后的官名，宋代已废除，此处指下属。⑧翳：遮蔽，覆盖。⑨虺（huǐ悔）：毒蛇。⑩祈年、橐（tuó托）泉：秦时修建的两个宫殿的名称。{11}长杨、五柞（zuò作）：汉朝二宫名。长杨本秦旧宫，至汉代又加以修饰。{12}仁寿：隋代宫名。九成：唐朝时改仁寿宫为九成宫。{13}诡：怪异。{14}岂特：哪里只是。

    扶风太守陈某为登高眺远建筑了一座土台，并请苏轼为他写了这篇记文。文中在记叙土台修建的经过时，联系到古往今来的废兴成毁的历史，感叹人事万物的变化无常，指出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而应该去探求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这种毫不满足、勇于探求的精神，反映了苏轼思想中对生活积极乐观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一面。与当时一些士大夫的消极颓废、吊古伤今的思想相比，更显得可贵。

    第一段交代撰写本文的缘起。顾名思义，以“凌虚”名台，无非是强调此台之极高，高到可升高空，即凌空。作者说：“世上万物都在不断变化中，包括生命也不例外。比如说这个凌虚台，在建筑之前，这里是一片废墟，凌虚台周围曾经有好多比凌虚台气派几百倍、几千倍的亭台楼阁，现在都成了废墟。所以，这个凌虚台将来也会是一片废墟。”写到这里话题一转，“有些人也是一样，现在以为自己有些权势，就可以左右别人，其实，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交代写作本文缘起的角度看，行文至此，似应有些话，而作者却没有说，尚需要继续探析，才知原委。

    接着叙写建筑凌虚台的经过。太守陈公拄杖着履，悠闲地游览于山下，见到附近高出于林木的山峦、重重叠叠，仿佛人在墙外行走，墙内只能看到发髻一样，便说：“此地必有奇异之处。”于是派工匠在山前开凿一个方池，用挖出的土夯成一座高台，但因土方极有限，台子仅高出屋檐就停止加高了。陈公把这座高台起名“凌虚台”，还把这番意思告诉从事苏轼，请他写一篇记文。

    陈太守放着终南山四季的奇景不观，而要以土筑台眺望近处的山。这在苏轼看来，似乎是多此一举。再者，高台既然筑成，也就算了，竟然还起名叫“凌虚”，凌虚者，升入高空也，凌空也。一方池的土怎能夯出“凌虚”的高台？显然是夸大其辞了。苏轼对此更是不以为然。遗憾的是，太守并未就此罢手，而是还要委托苏轼写一篇记叙文字，纪念这桩风流雅事。由此可以看出，苏轼作此文的心态，一方面是凌虚台本身确乎没有什么可记的，另一方是太守交给自己的任务，不好推辞，可谓是矛盾不已。

    第三段主要围绕凌虚台抒发感慨，发表议论。既然凌虚台没有什么可写的，那就打破时空的限制，开始天马行空。苏轼遥想，从前此处是荒草野地，被霜露覆盖，狐狸、毒蛇出没其间，那时哪里知晓会有今天的凌虚台呢!于是从过去的废毁，论到今日的兴成，最终得出“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的论点，这是有哲理内涵和哲理高度的观点，也是全段感慨的核心、议论的关键。接着，又引出“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的结论。意思是由兴到废，再由废到兴，周而复始，交互回环，永无穷尽。这个结论在前文的立论基础上更深入一步，合情合理。

    行至此处，不得不钦佩作者巧妙的构思，弃眼前之物，从虚处下笔。既不违背太守的意思，又展示出自己横溢的才华。作者能由一方土台，联想到古今废兴成毁的历史，这既不同于凭借“宏杰瑰丽”的建筑来耀世的世俗之见，也有别于黄老逃避现实的虚无思想，体现出苏轼积极追求“世有足恃者”的理想和对生活的热爱，难能可贵。

    后人评论

    当代有学者评本文说：“议论文字虽占全文一半略强，仅为二百二十余字，却张弛有度，收放自如，跌宕起伏，抑扬顿挫，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是最不受文章程式化约束的散文佳作。”

    石钟山记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①。”郦元②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③，枹④止响腾，馀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⑤，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⑥，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⑦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⑧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⑨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⑩也；窾坎镗鞳者，魏献子{11}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注】

    ①《水经》：一部记载水道的书，据说是汉代的桑钦撰写的。彭蠡：即鄱阳湖。石钟山在湖北端，属湖口县。②郦元：即郦道元，地理学家，著《水经注》。③函胡：含糊，模糊。清越：清彻激扬。④枹（fǔ扶）：鼓槌。⑤齐安：指黄州。临汝：今河南临汝。德兴：今江西德兴，当时属饶州。⑥鹘（hú胡）：一种猛禽。磔（zhé哲）磔：鹘鸣声。⑦噌吰（chēnghóng撑洪）：洪大沉重的钟声。⑧涵澹：水动荡的样子。⑨窾（kuǎn款）坎：击物声。镗鞳（tāngtà汤塔）：钟鼓声。⑩无射（yì亦）：古代十二律之一。{11}魏献子：春秋时魏国大夫。

    石钟山在今天的江西湖口鄱阳湖东岸，奇险秀丽，风景如画。本文作于元丰七年（1084）六月，当时苏轼正由黄州团练副使调任汝州团练副使。此时作者经历了被人弹劾下狱而后获释的波波折折，一则将要北上履新，一则在送子赴任途中，心中的畅快之意，自是不言而喻。

    《石钟山记》的结构不同于一般的记游性散文，它不是先记游，然后议论，而是先议论，由议论带出记叙，最后又以议论作结。作者以“疑—察—结论”三个步骤展开全文。全文首尾呼应，逻辑严密，浑然一体，以石钟山得名由来作为线索。先“疑”，后“探”，再“断”，最后是“叹”。文章结构严谨，脉胳清楚，记叙、写景、议论紧密结合，是宋人游记常用的写作方法。本文的特点是记叙内容容量大而条理分明，写景奇特，真切动人，而通过对石钟山命名的探索，阐明了“臆断”有害于人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臆断”的方式又是多么谬误和浅陋可笑。这种议论，确能给人以启发。

    第一段主要叙述关于“石钟山”命名由来的两种说法，然后分别提出质疑，为下文作者亲临其境进行探究提供了依据。这也为文章的第二段中作者所见的两处声源——石穴罅和大石当中流作铺垫，从而发出“古之人不余欺也”的慨叹。

    接着写作者亲临石钟山和探究石钟山得名原因的经过，作者在这段里生动细致地叙写了亲自探究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对“石钟山”命名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寺僧使小童持斧扣石，作者对此种验证方法仍是“笑而不信”。待实地考察，才能得出真相。

    最后，作者回扣前文“笑李渤之陋”，抒发自己探访后的感想——凡事须亲历而不可主观臆断，并点明了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此处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句话，语气强烈，以反问的方式表示充分肯定的意思，点明了全篇的主旨，是作者探明石钟山得名由来后所得出的结论、所总结的事理，是作者的心得。第二层分析世人不能准确知道石钟山得名由来的原因，“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第三层分承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点明写这篇游记的目的。“叹郦元之简”是肯定郦道元的观点，而又叹其太简略。

    《石钟山记》贵在由名质实，实地考察，表明了苏轼不泥古而崇实的精神。全文由思而行，由感而发，夹叙夹议，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环环相扣，浑然一体。文章不虚耗笔墨，不为写景而写景，而是结合记叙，即事明理，深入浅出地议论，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至于写景，作者又紧紧抓住景物的特色，作气氛的点染，写出自己的感受，如写暮夜乘舟探绝壁一段，绘形绘声，情景事例，描写十分细腻，丝丝入扣而毫无旁骛，这些至今仍值得借鉴。

    后人评论

    刘克庄《坡公石钟山记》：“坡公此记，议论，天下名言也；笔力，天下之至文也。”

    张君①墨宝堂记

    世人之所共嗜②者，美饮食，华衣服，好声色而已。有人焉，自以为高而笑之，弹琴奕棋，蓄古法书图画。客至，出而夸观之，自以为至矣。则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表见于后世者，以有言语文章也，是恶足好？”而豪杰之士，又相与笑之，以为士当以功名闻于世，若乃施之空言，而不见于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为也。而其所谓功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于伊、吕、稷、契③之所营，刘、项、汤、武④之所争，极矣。而或者犹未免乎笑，曰：“是区区者曾何足言，而许由⑤辞之以为难，孔丘知之以为博。”由此言之，世之相笑，岂有既乎？

    士方志于其所欲得，虽小物，有弃躯忘亲而驰之者。故有好书而不得其法，则椎心呕血几死而仅存，至于剖冢斫棺而求之⑥。是岂声、色、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乐之也，虽其口，不能自言，而况他人乎？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

    毗陵⑦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余，蜀人也。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今张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称其才，优游终岁，无所役其心智，则以书自娱。然以余观之，君岂久闲者，蓄极而通，必将大发之于政。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

    【注】

    ①张君：张次山，字希元，苏轼友人。②嗜：爱好，喜好。③伊、吕、稷、契：指政治上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古代高官。④刘、项、汤、武：指建立了卓越霸业的古代帝王。⑤许由：上古高士，相传曾拒绝尧的禅让逃入山中。⑥“故有”三句：事见唐人韦续所撰《墨薮》：“魏仲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自槌三日，胸尽青，因呕血。魏世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与。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而得之。”斫，砍。⑦毗陵：治所在今天的江苏常州。

    墨宝堂，系北宋毗陵（今江苏常州市）人张希元珍藏古书法墨迹的地方。熙宁五年（1072）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应张希元之请作《墨宝堂记》。文章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全文共分三段。

    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生发开去，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自己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不免被人嘲笑。为何？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都是过眼烟云，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已经成为规律，没完没了，无始无终。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可以抛弃一切，甚至生命；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无法理解他们内心的那份痴情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本来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如何。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

    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会耗费很多的纸张笔墨；从医的人初始阶段会耗费很多人的性命和健康。为什么？庸医误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

    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那么苏轼到底希望不希望张希元从政呢？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到底好还是不好，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本文以“记”的本色而论，不拘成法，如行云流水，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本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层次清晰，节奏鲜明，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后人评论

    杨慎《三苏文范》卷十四：“此记全学韩文。韩文公序高闲上人，而称张旭之神于书；苏文忠公记宝墨堂，而引钟繇之溺于书；皆含讽刺意。”

    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糟啜醨①，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②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③，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④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⑤，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

    于是治其园囿，洁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⑥，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⑦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疏，取池鱼，酿秫酒⑧，瀹脱粟而食之⑨。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注】

    ①（bù不）糟啜醨（lí离）：吃美食，喝美酒。，吃。糟，酒糟。醨，薄酒。②盖：蒙蔽。③胶西：汉置胶西郡，宋为密州。今山东高密。④采椽：从山中采来椽木。比喻不加修饰，粗糙朴实。⑤岁比不登：连年收成都不好。⑥马耳、常山：都是山名，在密州以南。⑦卢敖：秦博士，传说隐于卢山，修道成仙。⑧秫（shū熟）酒：高粱酒。⑨瀹（yuè月）：煮。脱粟：指糙米。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苏轼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为新党所不容，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太守。熙宁八年（1075），密州政局初定，他便开始治园圃，洁庭宇，把园圃北面的一个旧台修葺一新。他的弟弟苏辙给这个台取名叫“超然”。故此，苏轼写了这篇《超然台记》。

    本文意在说明，超然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一个知足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管它什么祸福，什么美丑，什么善恶，什么得失，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谪，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

    第一段，从正面论述超然物外的快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落笔便暗写“超然”，直接提出“乐”字为主线，然后举例加以证明。“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而广之，人便可以随遇而安，无处不快乐了。四个“皆”字使文意紧密相连，语势畅达，浑然一体。

    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物外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入“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难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灭顶的悲哀。

    最后一段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先是描写移守胶西，其中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纪实，也是以忧托喜的伏笔。其次是“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动乱，生活艰苦。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最后是修台游乐。先交代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后写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仰慕，有不平。

    本文的最大特点是用“乐”字贯串全文，先写超然物外，就无往而不乐，不超然物外，则必悲哀，正面写乐，反面写悲，悲是乐的反面，终不离乐字。再写初到胶西之忧，初安之乐，治园修台，登览游乐。以游去衬托乐，愈显出更加可喜可乐。以乐开头，以乐结尾，全文处处现乐。

    后人评论

    赖山阳《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七：“铺叙宏丽，有韵有调，读之万遍不厌。”

    放鹤亭记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①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十二②，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③，或翔于云表；暮则傃④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揖山人⑤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⑥，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⑦，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⑧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⑨，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⑩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11}。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12}。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

    【注】

    ①张君：张师厚，字天骥，居住在云龙山，号称云龙山人。②十二：指山如圆环而缺其西部的十分之二。③陂（bēi杯）田：水池周围的稻田。陂，水边。④傃（sù素）：向。⑤揖山人：向张天骥作揖敬礼。⑥南面之君：指帝王。⑦九皋：深曲的水泽淤地。⑧狎（xiá侠）：亲近而态度不庄重。此处指与鹤过分亲密。⑨《抑戒》：《诗?大雅》中的一篇。⑩刘伶、阮籍：皆属西晋“竹林七贤”，好饮酒，实借酒以免卷入官场，故说：“全其真”。{11}矫然而复击：奋飞而冲向高空。{12}“黄冠”句：写山中隐士的装扮，戴着黄帽，穿着草鞋，披着葛布衣服，弹奏乐曲。

    《放鹤亭记》是苏轼的小品文代表作，写于熙宁十年至元丰六年（1077—1083），千百年来，盛读不衰。时苏轼在徐州做知州，他有个朋友名叫张天骥，别号云龙山人，在彭城（今江苏铜城县）建了一座亭，亭中养有二鹤，早上放出去，晚上又会飞回来。苏轼常与朋友在亭中饮酒赏玩，因有所悟，故作了一篇《放鹤亭记》。文章记亭述鹤，借酒发感，叙议结合，亦文亦歌，抒发了个人清闲放旷、超脱尘俗的隐居之乐。

    文章第一自然段先记叙建亭名亭的经过，在简单交待了建亭的原因、时间、地点之后，作者对亭四周的环境和四季景色的变幻作了浓墨重彩的描绘：“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春夏之交，草木连天，长势茂盛，翠绿迷人；秋冬之际，白雪皑皑，浩月朗朗，满目生辉。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不管是天阴还是天晴，山亭景色随时变幻而多姿多彩。这是山亭景色的“俯仰百变”之奇。

    仙鹤伴山人，山人居仙境，好一幅清幽超逸的隐居安乐图，所以亭也命名为“放鹤亭”。全段叙事，由亭到境，由境到鹤，最后又归于亭——点出亭台，名为记亭，依次铺展，重点却在摹写异境和介绍山人好鹤；而异境仙鹤，山亭山人，却又暗含天机，为下文议论发感张本。全程叙述头绪纷繁而错落有致。

    第二段议鹤说酒，妙用对比而主旨显豁，借题发挥而情理兼备。“饮酒于斯亭而乐之”，作者触物感兴，由此情此景联想到文史典故，借题发挥，生发议论。而后，从“饮酒斯亭”引出纵酒来陪衬烘托，反反复复，曲折迂回，越来越鲜明地揭示中心：“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这段文字，对比加反问，类比加递进，把文章主旨推进一层。

    第三段叙述隐者和南面王在生活情趣上迥然不同。倘若是帝王，那么爱鹤也会招来祸害；但作为一个隐士，就是纵酒也不要紧，反而可以逍遥自在，过放逸的生活。最后还别具匠心地安排了结尾“歌以咏志”一节。一为放鹤之歌，一为招鹤之歌。

    最后的咏志之歌作用有两个。一是关涉前文，歌以抒情。由亭而鹤，由酒而歌，前后勾联，浑然一体，“歌”决不是画蛇添足，而是“文”势之歌，水到渠成，理所当然。二是歌以言志，突显主旨。放鹤之歌歌人鹤，招鹤之歌歌鹤人。借山人呼唤仙鹤归来，表达了作者向往隐逸、醉心山林的浓郁情怀。两首歌不管是招鹤还是放鹤，不管是歌人还是歌鹤，实际上，人鹤一体，鹤是人的精神化身。

    这篇文章妙在气势纵横，议论深刻，却轻描淡写，自然清畅，完全是作者性情的流露。可谓是一篇情理兼备，文采斐然的小品文。

    后人评论

    沈德潜：“插入饮酒一段，见人君不可留意于物，而隐士之居，不妨轻世肆志，此南面之君未易隐居之乐也。中间‘而况于鹤乎’一句，玲珑跳脱，宾主分明，极行文之能事。”（《唐宋八大家文读本》）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①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②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子由为《墨竹赋》以遗③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耶？”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

    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④素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云：“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也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⑤。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⑥。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注】

    ①蜩（tiáo条）腹蛇蚹（fù付）：形穹竹笋外面包着的一层层的外壳。②然：这样。③遗（wèi畏）：赠送。④缣：双丝织成的细绢，可供书画用。⑤箨（tuò拓）龙：竹笋。箨，原指竹外面的一层层的皮。⑥失声：因悲痛过度而哽咽，哭不出声来。

    文与可是北宋仁宗时期的一位著名画家，他姓文，名同，字与可，四川省梓潼县人。他是苏轼的表弟，曾任洋州（今陕西洋县）知州。他特别擅长画竹子，有“墨竹大师”之称。“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起源于他的一句“我只不过把心中的竹子画出来罢了。”

    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到熙宁十年（1077）间，不仅仅是一篇绘画题记，更是一篇纪念文章，是表现对于一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的追怀、悼念，因此打破了一般绘画题记的常规写法。不以叙述画家作画的过程，交代收藏者的得画经历为重点，而是强调了文与可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表达了作者与其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

    文与可主张画竹之前，必须先对于竹子有深入细致的观察了解，再经过反复的酝酿、构思，心目当中隐然形成成熟的完整的竹子形象，然后研墨伸纸作画，手不停挥，一气呵成，一幅画竹便创作出来了。这篇文章一开始也就从介绍文同对于画竹的艺术见解落笔。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这几句是就实际生活中的竹子来说的，指出竹子从发出寸把长的幼芽开始，就具备了竹节和竹叶，经过竹笋阶段，最后成为几丈高的竹子，其竹节和竹叶都是在开始生长时就有了。反映出竹子作为一个整体而形成、发展的，不是按不同部位而个别出现的。

    现实的竹子是如此，在反映现实的绘画中所要表现的竹子理所当然地也应是如此，也就是要注意竹子的完整形象。然而，一般作画的人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一节一节地添加，—叶一叶地堆叠，是指当时流行的先用细笔钩勒，然后逐层上色的竹子画法。这种画法，依靠添枝加叶的方式而拼凑成竹子，当然显得支离破碎。“岂复有竹乎!”就是说没有完整的竹子形象。

    文章劈头这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人所共知的“胸有成竹”的著名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接下来，作者笔锋一转，“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人是文同。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与可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与可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他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与可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和主张。

    最后一段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其中，苏轼用“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与可的“戏笑之言”，也为了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通观整篇结构，极为自然、流畅。从竹的本性写起，到最后才点出对亡友的思念并以此作结，充分体现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特点。前半部分侧重于说理，后半部分侧重于叙事，全文是以画竹线索来组织安排材料的。语言也很朴素自然，叙述往事，娓娓如道家常；抒发感情又都出自肺腑，无矫揉造作之态，真实动人。在记叙人物语言的时候，仅仅三言两语，就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十分生动。整篇文章生活气息浓厚，感情色彩强烈，以曝画而引起睹物思人，忆旧伤怀之情，表达了作者对亡友的悼念之情。

    后人评论

    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坡公为文，随手写出，触处天机。盖是心手相得之候，无意成之而文愈佳也。”

    潮州韩文公庙碑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①，傅说②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③。”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辨④。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⑤。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⑥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⑦，忠犯人主之怒⑧，而勇夺三军之帅⑨。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⑩；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11}，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12}，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13}；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太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14}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

    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岂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15}，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

    元丰七年，诏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词曰：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16}，天孙{17}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18}。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湜{19}走且僵。灭没倒影不能望，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驱海若{20}藏，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21}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犦牲鸡卜羞我觞{22}。于粲{23}荔丹与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披发下大荒。

    【注】

    ①申、吕：申伯，吕侯，周朝大臣。岳降：指他们是四岳所降生。②傅说（yuè悦）：商朝大臣。传说死后化为星宿。③浩然之气：即正气，刚正至大的气概。④良、平：张良、陈平，西汉谋臣。贲（bēn奔）、育：孟贲、夏育，古代武士。仪、秦：张仪、苏秦，战国辩士。⑤房、杜：房玄龄、杜如晦，贞观年间贤相。姚、宋：姚崇、宋璟，开元年间贤相。⑥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此时骈文盛行，文风衰败。⑦道济天下之溺：谓提倡儒家之道，使天下人不受佛教、道教之害。济，拯救。⑧忠犯人主之怒：唐宪宗迎佛骨入宫，韩愈直谏，几被处死，经大臣营救，贬潮州刺史。⑨勇夺三军之帅：唐穆宗时，镇州兵变，韩愈奉命前去宣抚，说服叛军首领归顺朝廷。⑩豚（tún屯）鱼：猪和鱼，比喻微贱之物。{11}开衡山之云：韩愈赴潮州中途，谒衡岳庙，因诚心祝祷，天气由阴晦转睛。{12}驯鳄鱼之暴：韩愈在潮州作文驱赶鳄鱼。{13}皇甫镈（bó博）、李逢吉：均当时宰相。{14}朝散郎：五品文官。{15}凄怆：祭祀时引起的感情。{16}云汉：天河。天章：文采。{17}天孙：织女星。{18}咸池：神话中太阳沐浴的地方。扶桑：神木名。{19}籍湜：张籍、皇甫湜，均韩愈学生，其古文的成就远不及师，因此说“不能望”。{20}海若：海神。{21}钧天：天之中央。{22}犦（bó博）牲：牦牛。鸡卜：用鸡骨卜卦。{23}于粲：颜色鲜亮明丽。

    这篇文章是苏轼于六祐七年（1092）三月，接受了潮州知州王涤的请求，替潮州重新修建的韩愈庙所撰写的碑文。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

    开头两句蓄足了气势，“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作者并没有急于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并不吝笔墨，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

    第二段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当时文风日下，内容空虚，陈言泛滥。一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使前文的低迷文风为之一振。接着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一个分句一个方面，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这几句话概括力极强，气势充畅，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至此，读者才能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独具匠心。

    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入手。归纳韩愈的一生是凡属天意者，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几乎全遭失败。所以得出“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的结论。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作者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无比愤懑。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说明韩愈的政绩和民间影响之深远，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行文至此，作者意犹未尽，为了进一步抒写自己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在碑文最后又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是“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黄震在《三苏文范》中所称赞的：“《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

    后人评论

    王世贞：“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①。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②。以此自愧，莫知所为。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已出。

    伏见唐宰相陆贽③，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贽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德宗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御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④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

    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以陛下圣明，必喜贽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⑤，则汉文为之太息⑥；魏相条晁、董之对⑦，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则莫若近取诸贽。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⑧。

    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⑨。

    【注】

    ①备员：凑数。讲读：指侍讲、侍读，官名。②逮（dài待）：到，及。③陆贽（zhì志）：任翰林学士、宰相，后受谗被贬，著有《翰苑集》，亦名《陆宣公奏议》。④名器：《左传》：“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意即赏赐不可滥。⑤颇：廉颇。牧：李牧。均为战国时名将。⑥太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⑦晁：晁错。董：董仲舒。两人均为西汉时思想家。⑧龟鉴：借鉴。因古代用龟甲占卜，根据火烤龟甲后的裂纹形状决定凶吉。⑨取进止：听候决定的意思。

    陆贽是唐德宗时的进士，所作奏议多切中时弊，为世人所称赞借鉴。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苏轼从被贬谪的黄州被皇帝召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后调礼部尚书。当时朝政弊端甚多，然无人提出，于是苏轼便与同僚共同上书，希望哲宗能够校正陆贽的奏议，作为治国安邦的“龟鉴”。札子，是宋代官员上朝议事的依托，非表非状者一律称为札子。

    全文共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引言，作者首先提出了君主纳谏好比是病人用药的道理，“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接着论述好的药剂则“多传于古人”。这就很形象地说明自己搬出陆贽的原因，也含蓄表达了时弊多积，需要及时用药。这一段既是对下文的开启，也是对全篇的铺垫。

    第二段中，作者首先赞扬了陆贽过人的才华和能力。“才本王佐，学为帝师”总起一句，高度概括，而后分别从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具体方面回顾了陆贽对唐德宗的良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借古喻今的手法，因为唐德宗事情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十分相似，所以苏轼搬出陆贽的建议，不如说是想借助陆贽之口向哲宗提出自己的建议。“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这一句中，作者的良苦用心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三段中，为了使自己的意思表达更加明确，苏轼举出了汉文帝和汉宣帝的例子。“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表明了汉文帝对良才的渴慕之情，以至于为之而“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则是用晁错和董仲舒的这两位贤才衬托汉宣帝的励精图治。暗喻宋哲宗应该向文帝和宣帝学习，以消除当时的积弊，使天下长治久安。作者的一片忧国忧民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含蓄的写法，尽管忧心如焚，但是一直到最后，都只是含蓄启发，未有片言只语的冒犯之词，这也正是苏轼构文的高超之处。

    后人评论

    王文濡：“文以道与学并重，而譬喻入妙，如白香山诗，能令老妪都解。”（《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三十二）范文正公①集叙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②入乡校③，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④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窥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⑤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嘉佑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