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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普遍的惩罚（第2页）

由此便出现一个问题：这种人的尺度是如何用来反对传统的惩罚实践呢？它是如何成为改革运动的重要道德证明呢？为什么人们会对酷刑怀有普遍的恐怖和强烈要求惩罚应该“人道”

？换言之，在所有主张更仁慈的刑法制度的要求中，包含两个因素——“尺度”

和“人道”

，而这两个因素是如何结合在统一的战略中呢？这些因素十分必要但又十分不确定，既与以前一样搅动人心，又结合成同样暧昧的关系，因此，今天只要提出关于惩罚体制的问题，人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因素。

看来，18世纪的人揭示了这种体制的危机，为了解决这个危机，提出了一个基本法则，即惩罚必须以“人道”

作为“尺度”

，但没有对这一原则规定明确的含义。

这一法则被认为是不可超越的。

因此，我们必须描述这种扑朔迷离的“仁慈”

的起源和早期状况。

人们对“伟大的改革者”

怀有敬意。

他们是贝卡里亚（）、塞尔万（）迪帕蒂（）、拉克雷东尔（）、杜波尔（）”

、帕斯托雷（）、塔尔热（）、帕尔加斯（）、“陈情书”

的作者以及制宪议会。

他们将这种仁慈强加给法律机构，强加给18世纪末依然振振有词地反对这种仁慈的“古典”

理论家（参见穆雅尔-德-沃格朗（〕反对贝卡里亚的论点（）。

但是，我们应该将这一改革置于历史学家最近通过研究司法档案所发现的那种历史过程中：18世纪刑罚的放宽过程。

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双重运动。

在这一时期，犯罪的暴烈程度似乎减弱了，惩罚也相应地不那么激烈，但这是以更多的干预为代价的。

人们注意到，实际上，从17世纪末，凶杀案以及一般的人身侵犯大幅度减少；对财产的侵犯似乎超过了暴力犯罪；偷窃和诈骗似乎超过了凶杀和斗殴；最贫困阶级的广泛而频繁的偶尔过失被有限但“熟练”

的犯罪所取代；17世纪的罪犯是“历经苦难的人，因饥寒交迫而容易冲动的季节性罪犯”

，18世纪的罪犯则是处于社会边缘的“诡计多端”

的罪犯（，一108）。

最后一点是，犯罪的内部组织发生了变化。

大型犯罪集团山、股的武装劫匪，袭击税务人员的走私集团、呼啸于乡间的遣散士兵或逃兵集团）趋向于解体。

由于受到更有效的追捕，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被迫以更小的团体为单位，往往不超过五六个人，进行更鬼鬼祟祟的活动，更少地使用武力，尽量不冒流血的风险：“由于大的匪帮受到强力的摧毁或由于组织分裂，……这就给个人或很少超过四人的抢劫和偷盗小集团侵犯财产的犯罪活动留下了自由天地”

。

犯罪的普遍潮流从攻击人身转移到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攫取财物，从“群众性犯罪”

转向“边际犯罪”

（），犯罪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专业人员的禁地。

看起来，似乎有一种逐渐下降的趋势——“人际关系的紧张状态在减弱，……

对暴力冲动的控制在加强”

，而且似乎非法活动本身就放松了对人身的占有，转向其他目标。

早在惩罚变得不那么严峻以前，犯罪就变得没有那么暴烈了。

但是，这种变化不可能独立于若干基本的历史进程。

正如肖努（）指出的，第一种进程是经济压力的变化，生活水准的普遍提升，人口的膨胀，财富和私有财产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安全的需求”

（，56）。

其次，通观18世纪，人们会看到法律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严峻了。

在英国，19世纪初的223种死罪中，有156种是在前一百年内增添的（）。